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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书推荐 《“新诗集”与中国新诗的发生(增订本)
2019-08-15 23:15    来源: 未知      点击:

  “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得主”姜涛关于20 世纪中国新诗与“新诗集”的研究著作,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作序推荐。

  本书以早期“新诗集”——《尝试集》《女神》《草儿》《冬夜》《蕙的风》等为讨论对象,通过考察“新诗集”的出版、接受、编撰及历史评价等环节,重新审视“新诗的发生”这一历史命题。上编主要从“文学社会学”的视角出发,讨论“五四”前后一个自足新诗发生空间的形成,涉及报刊传播的影响、新的读者群的召唤、新书局的支持、阅读程式的养成等诸多方面;下编则关注在“新诗集”的成书、接受和历史定位过程中,新诗历史形象及合法性的塑造与追寻,从而对新诗发生的线性历史想象提出自己的质询。

  本书初版于2005年,以博士论文《“新诗集”与新诗的发生研究》为基础,该论文2004年曾被评为百篇“全国优秀博士论文”,出版后也曾获得第三届“王瑶学术奖优秀青年著作奖”。此次修订,除了文字的疏通、材料的补充外,又特别增加了附录的四篇文章,希望在勾勒新诗第一个十年发展概貌的基础上,以个案讨论的方式,更为全面地呈现早期新诗特定的文化政治意涵。

  姜涛,1970年生于天津。1989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,后弃工从文,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获得博士学位。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新诗及中国现代文学。出版有专著《公寓里的塔: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》《巴枯宁的手》《“新诗集”与中国新诗的发生》《图本徐志摩传》,编著《20世纪中国新诗总系》(第一卷)、《北大文学讲堂》,译著《现实主义的限制——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》等。另,出版诗集《洞中一日》《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》《鸟经》等,曾获“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”“王瑶学术奖优秀青年著作奖”“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”“东荡子诗歌批评奖”等。

 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,新诗研究一直是个相对独立的领域。新时期以来,出于对单一政治标准的反拨,在探究历史本来面目的呼声下,对新诗史上众多备受争议的流派的挖掘、整理和重新评价,应该说是新诗研究兴起的起点。一批学人突破禁忌,通过细致的资料搜集、作品分析,首先使被尘封的新诗历史重新浮现出来。当“平反”式的讨论渐趋沉寂,对新诗的审美追求以及新诗史内在线索的关注,便上升为研究的主要动力。在资料挖掘的基础上,新诗的流派构成、潮流演进、内部传承、外部影响、代表性诗人、理论批评、历史脉络等问题,都得到了细致的探讨。尤其是有关“现代主义诗潮”的探讨,更是新诗研究中着力最多,成果最丰硕,显露的时代特征最鲜明的部分。某种意义上说,以流派研究为框架,以语言、形式、观念问题为核心,以中西融合的现代追求为理想的讨论模式,已成为新诗研究的一个主导性的“范式”,潜在地支配了大多数研究的展开,其最终指向的,是完成对新诗历史的完整构想:它被描述为一幅由多种流派的彼此交错构成、具有内在的独立展开线索的动态图景。

  “范式”的存在,使得新诗研究具有很强的历史连续性。20年来,新诗研究在现代文学的学科格局中自成体系,形成一套自足的方法、问题和框架。然而,在取得丰硕成果,获得自足性的同时,还应注意的是,“范式”的稳定,或许同

  时带来了某种封闭性。一个突出的表征是,虽然相关的研究在不断推进,课题也在不断细化或深化,但在知识积累的意义之外,内在的超越和突破却很难获得。近年来,有关新诗的论文数量仍在增加,但视角的单一、方法的陈旧,以及观点雷同、材料重复所造成的“拥挤”,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当其他领域的文学研究不断拓展边界、重置研究的内在动力,曾一度令人激动的新诗研究,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断向边缘位移,在“特殊”“独立”的位置上,似乎愈来愈缺少与当下思想、文化对话的活力。在这种情境下,发现新的研究角度、扩张研究的领域,当然是必然的出路。近年来,新诗研究中一些新思路的引入,已体现出了超越既有“范式”的努力,如对新诗流派与杂志传媒,以及城市文化的关系考察,从语言形式角度入手的文本细读,新诗经典化过程的考察,以及在主流的“现代主义”诗潮研究之外提出的“现代性”框架等,都从不同的方面拓展了研究的视野。但除此以外,对上述“范式”本身的检讨,也是应纳入考虑的工作。

  其实,从历史实践的角度看,任何范式、框架都不是可以脱离具体“使用”的自明性存在,其发生、展开总是受特殊的历史条件、语境的制约或鼓励的。在20世纪80年代,伴随着对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摆脱,在某种抗辩的热情中,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、品质也发生相应的转化,无论是历史的还原,还是对审美以及文学史规律的强调,都意在与原有政治格局的论辩中,建立起学科的自主性;而对纯粹“文学性”以及“文学现代化”的向往,也与当年整体性的历史逻辑相关。上述所谓新诗研究的“范式”,正是处在这一背景中的,其活力和有效性也是依托于当时的历史要求。无论是对诗歌语言风格、诗人创作个性的关注,还是对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之外现代主义诗潮的“偏爱”,都呼应着当时的整体性文化逻辑,可以看作是一种广泛的思想、文化自我建构的一部分,强有力地“还原”了被遮蔽的新诗历史,崭新的问题空间也由此形成。

  然而,当“范式”的合法性被充分认可并广泛接受,最初新锐的发现往往也会脱离原初的政治、社会及精神氛围,被普及为一种“常识”。由此而来的可能结果是,原本清新、尖锐的问题意识,会在学术的生产、消费与再生产的链条中悄然流失,所谓的“范式”也难免失却了背后的现实针对性,逐渐沉积、固化为某种学术生产的“流程”。新诗研究“封闭性”与研究“范式”的沉积、固化无疑有紧密的关联。因而,要重新唤起新诗研究的活力,能否在稳定的“范式”中引入反思的因素,将既定的前提、结论“历史化”,或许就是关键所在。

  当然,“反思”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,需要在新诗研究与当代文化变迁的重重纠葛中展开,“反思”不意味着“推倒重设”。某种整体性的“替代”方案——在目前的情况下,不仅极其困难,而且也是无意义的。从现实的角度看,更为有效的反思,还应体现在具体的研究中。换言之,通过一些具体的诗歌史问题的检讨,通过研究中思考角度的调整,对既有范式的“抵制”或“改写”才可能会更为鲜活地呈现。这一点正是本书的研究所试图实现的,具体而言,这项工作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。

  首先,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在纯文学话语不断高涨的情况下,关注文学审美品质的内部研究,成为文学研究中被再三呼唤的思路。值得注意的是,某种内在矛盾也暗中产生。一方面,现代文学的展开,本身就是现代思想、文化、政治复杂建构的一部分。有的学者就曾这样说:“纯粹的美学兴趣当遇到了如中国现代文学这样的对象,难免会感到了失望。这不是那种经得住一再的艺术探险的文学。”另一方面,通过文学的研究来探索人的现代化、文化启蒙、知识分子身份和使命等命题,本来就是一代学人研究的起点和抱负所在。因而,在现代文学的宏观研究以及小说这样的“中心文体”研究中,虽然基于叙事学理论的形式分析一度十分时兴,某种由内而外、内外交错的研究方式,还是更为引人瞩目。譬如,在赵园老师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中,“知识分子形象”似乎首先不是一个叙述层面上的形象学问题,而是作为一个“精神结构”、一种“意识现象”来把握的,从中得到可辨认的20世纪精神史、文化史的走向。由此一来,关于文学本体的内部研究,在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情况下,似乎更多停留在呼吁的层面,并没有被认真地落实。

  然而,对于新诗研究而言,这种内外冲突带来的“盲视”(或是“洞见”),似乎并不存在。在具体史料搜集和历史还原的基础上,无论是诗学观念的辨析、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,还是传统与现代、西方影响与本土特征关系的把握,“内部”的审美研究一直是新诗探讨的主要着眼点。不仅如此,“内部研究”也向研究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:不仅传统的印象式的审美感悟力被看成是新诗研究者必需的素质,对复杂精微的形式、观念的敏锐辨析力,更是被普遍呼吁的能力。这与新诗本身的艺术成就和形式复杂性相关,但某种文类之间的差异性认识,也暗含在其中。从“文学性”的角度看,在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戏剧等文类之中,因为表意方式的独特和“纯粹”,诗歌似乎体现了文学性的尖端。因而,较之其他文类,“新诗”更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文学的审美诉求以及在语言形式上的现代探索,它的文体独立性也更加鲜明。如果与同一时期小说研究不断向外拓展,容纳思想史、文化史因素的倾向相比,向某种诗歌“本体”的收缩,似乎是支配新诗研究的主要趋势。

  应当说,这一思路的确吻合了新诗的文体特征和历史实际,研究的合法性不容置疑,新诗的独特价值,也恰恰表现在这一方面。况且,基于历史还原的内部研究,尤其是摆脱印象式的鉴赏,针对新诗文本形态的深入考察,目前还有相当大的空间。但可以追问的是,特殊化、纯粹性的趋向,与其说是具体的文体规约,毋宁说是一种普遍的阅读期待,一种受惠于“浪漫主义—现代主义”传统的制度性想象,与之相关的公共与私人、社会与心理、政治与诗歌、社会与个人、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结构性对立,则是现代文化的前提性结构。由此一来,与小说、戏剧等文体相比,诗歌似乎不适合于外部的社会学分析,因为其更多处理的是主观的或情感方面的经验,如彼埃尔·V.齐马在谈及“抒情作品的社会学”时所描述的:

  许多理论家过去(和现在)认为抒情诗倾向于“主观性”和“情感”方面,几乎不适于进行社会学分析:在大多数情况下,它既不表现社会也不表现历史事件。它最常用的题材不是政治家、工会运动、罪犯或秘密组织,而是情人、大自然和孤独。

  如果一味地依从这样的制度性想象,是否会带来某种削减,暗中阻碍了思考、研究的自由扩张,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  新诗,作为新文学整体方案的一部分,其社会性和历史性同样不能忽略,它的生成与展开,也同样处于20世纪中国复杂的历史、文化进程中,在具体的“现场”中,新诗的传播接受、文化定位,读者样态,以及文学史塑造等等外部环节,与其历史形象和内在性质都有着深刻的关联。单一的“内部研究”似乎无法将这些关联完全说明。其实,对所谓文学研究“内部”与“外部”之区分的反省,已经介入到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辨中,而对文学生产、体制等外部环节的考察,也正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点。如果将“新诗”放回这种整体的视野中,那么超越内外之别,打破“制度化”的单一格局,无疑是值得尝试的方向。

  其次,与内部研究的单一格局相关的,还有研究对象上的某种不均衡状态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,随着研究前提的重设,那些能够体现所谓新诗的“艺术价值”,又曾一度被历史遮蔽的流派,诸如新月派、象征派、现代派、九叶派等,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,其中的“现代主义”诗潮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,几乎占据了目前新诗的主体。不均衡的状态,也表现在研究的时段上,譬如,相对于流派迭起的三四十年代,新诗发生的20年代初,就似乎因只具有发生、过渡的意义,而处于相对被冷淡的状态,较少被当下的主流研究涉及。当然,上文已言及,对“政治标准第一”的反拨,和对文学现代化的向往,是这种研究趋向背后的动力。有意味的是,在主次、轻重的秩序划分背后,某种划分的依据、尺度也被凸显出来。这一尺度,一般被表述为“诗”的标准。表面上看,这是一个宽泛的说法,表达的是一般读者对“诗”的特殊期待,比如诗境的含蓄、语言的优美、鲜明的抒情意味等,但应该注意的是,所谓“诗”的标准,并非一个本质性概念,它的确立既是一般审美期待的结果,也与现代“纯文学”观念的塑造、规训相关。如果这一“历史化”的标准被非历史地使用,并落实为具体的研究、评价尺度,新诗历史展现的多种可能性,便有可能被忽略到中心的线索之外。

  更值得关注的是,在“诗”标准的颁布中,某种“目的论”叙事也随之被暗示,即:新诗的发展是依据一定内在规律,向着某种审美理想趋近的过程。在这一“目的论”叙事的支配下,从工具意义的革新到纯粹诗美的营造,从形式问题的探讨到内在体验的发生,从与传统的断裂到与传统的融合,从写实到浪漫再到现代,一种历时性的线性发展眼光,始终伴随着新诗研究的展开。可以说,对某种内在演进、辩证发展的逻辑的强调,已成为新诗史描述的一个主要趋向。然而,需要追问的正是,逻辑的展开能否等同于历史的本然,新诗的发展是否有内在的辩证规律,新诗史上共时的交错、偶然和矛盾,能否在历时的线性叙述中被有效呈现。正如韦勒克所称,在处理文学史上的“演变”观念时,“必须抛弃轻易得出的解决方案,并且正视现实中的全部具体浓密性与多样性”。在这个意义上,检讨新诗的相关历史叙事的起源,开掘在历时线索构造过程中,对复杂表象的擦抹,也就成了另一个反思的指向。

  本书的研究思路,正是在上述两方面背景上提出的:首先,在方法上尝试绕开从观念到观念、从文本到文本的既有模式,在新诗的内部研究“范式”中,引入一些对外部环节的讨论,譬如发表、出版、读者阅读、诗集编撰和文学史的建构等,在一般的历史研究、审美研究中加入“经验研究”和文学社会学的因素,即“研究的客体不仅包括文本本身,而且包括文学体系中文学活动的角色,即文本的生产、销售、接受和处理”。其次,尽量回到原初的现场,通过从共时的角度展现错杂、纷乱的历史表象,从而对一般的有关新诗的线性历史想象提出自己的质询。在研究时段的选取上,本书将讨论的焦点投向新诗发生的初期。虽然从文本成就上看,这一时期新诗的美学成就不及后来,但“新诗”的社会传播、接受模式,以及有关其合法性的历史想象,都在此一时奠基成形,其中包含的研究的可能性,也要比一般理解的远为丰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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